谁来关注不是冠军的运动员们

中国羽毛球队前女双队员黄穗，此前在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成群的中国体坛，并不是十分显著的运动员，但过去一周，因为她放弃了国内的副处级干部职位，突然出现在澳大利亚羽毛球队，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。“黄穗事件”让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，他们就是“官员化”的中国优秀运动员，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，如邓亚萍、熊倪、谢军等，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。（中国青年报4月15日）

各地政府部门给予优秀运动员官职，无非出于两方面考虑。一是对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进行奖励。这些运动员在各自项目上获得了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，既为国争了光，也是地方政府政绩的体现，地方政府给予其一官半职作为奖励也在情理之中。二是解决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问题。这些运动员在自己的专业运动领域上是冠军，但在其他方面非但没有优势，而且有可能比普通人还稍差，一旦退役，生计问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，除了当教练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出路，给一个政府部门的职位，以后的生活也就有了基本保证。随着“官员”运动员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受舆论关注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。

首先，谁来关注不是冠军的运动员们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获得官职的运动员毕竟还是少数，我们所熟悉的“官员”运动员，如邓亚萍、田亮、郭晶晶等，都是多个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的获得者。虽然我们的竞技体育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，成绩斐然，但是真正走到金字塔尖获得冠军的毕竟不多，在这些冠军的身后，还有一大批没有获得冠军，甚至没有取得任何名次的运动员。这些运动员同世界冠军们一样，也是从小刻苦训练，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，由于各方面原因没有取得炫目的成绩。这些无名的运动员不但没有地方政府追着送官位，连奖金都少得可怜，某某运动员沿街摆摊甚至沿街乞讨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，这批运动员是不是更应该受到关注呢，他们退役后的出路又怎么解决呢？

其次，给一个官职真的能解决问题吗。粗略盘点了一下，“官员”运动员大体分三种情况。一是不接受官职的，典型代表如李娜。李娜在获得法网冠军后，湖北省打算任命她担任湖北省网球中心副主任，但李娜以“不愿空占着一个领导职位却不能效力”为由婉拒。二是接受官职但不上班的，这一类情况最普遍，典型代表如田亮。“据知情人士介绍，在过去5年里，田亮除了在大学学习，就是忙自己娱乐圈内的事业，他在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上班的时间，肯定远远达不到正常的考勤要求。”三是接受官职并正常履职的，典型代表如邓亚萍。不但拿到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，而且已经升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、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。可以看到，除少数人外，大部分运动员对于如何履行领导岗位的各项工作职责，是缺乏兴趣、或是缺乏经验的，因为他们过往的学识和经历往往不足以支撑他们胜任这样一个职位，这就造成了职位保留，但人却不见踪影的现象，这既是对资源的浪费，也是对那些为谋公务员身份而四处赶考的公民的伤害，最终落得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处境。

最后，“官员”运动员折射出举国体制的哪些弊端？众所周知，我国在运动员培养管理上实行的是所谓举国体制，走的是职业化的道路，好苗子们从小就被送到各体工队或是体育运动学校训练，说是学校，其实是以专业训练为主，文化课基本形同虚设。这种体制下，能够脱颖而出固然可喜，奖金、代言、官职都接踵而至，但是退役后要成功转型也并非易事。成绩好的尚且如此，成绩平平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，如果在职场上同其他人一起找工作，他们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。反观国外运动员，走的都是非职业化、市场化的路子，北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冠军，德国人斯托姆波罗斯基，是一名时装设计师。射击女子飞碟多向冠军，澳大利亚人巴罗奇，职业是“农业保护官员”。游泳女子100米蛙泳亚军，澳大利亚人汉森，其职业居然是“学生/保姆”。就连现在火爆一时的林书豪，也是正宗哈佛大学毕业，我相信他当初即使真的被球队裁掉了，想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应该不成问题。因此，虽然我们的金牌数量是多了，但相关的问题却需引起足够重视，而这却不仅仅是给运动员一个领导职位所能解决的。（文：凌豪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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